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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偉大戰(zhàn)略家,奠定漢武帝劉徹的成就” ——毛澤東評述

偉大戰(zhàn)略家的光輝稱號正是在劉徹身上得以體現(xiàn)。漢武帝在位期間,將漢朝的版圖拓展至極致,實現(xiàn)了統(tǒng)一局面。這一切都得益于他卓越的智慧和堅定的斗志,他不僅遠征匈奴,還開拓西南邊疆,使得漢朝國勢磅礴、兵威赫赫,被譽為“開國之君”。毛澤東曾評價他是一位“偉大戰(zhàn)略家”,確實功不可沒。

1957年6月13日,毛澤東在與《人民日報》負責人吳冷西談話時談到漢代幾位皇帝的優(yōu)劣,毛澤東指出:“高祖之后,史家譽為文景之治,其實,文、景二帝乃守舊之君,無能之輩,所謂‘蕭規(guī)曹隨’,沒有什么可稱道的。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,開拓劉邦的業(yè)績,晚年自知奢侈、黷武、方士之弊,下了罪己詔,不失為鼎盛之世?!?img src="https://img2.007xiazai.com/uploadfile/k/2024/0521/1s16c80810160ds6sscd8.png" alt="“偉大戰(zhàn)略家,奠定漢武帝劉徹的成就” ——毛澤東評述">

漢武帝劉徹

漢武帝劉徹(前157—前87年),字通,西漢第七位皇帝。他是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個兒子、漢文帝劉恒的孫子、漢高帝劉邦的曾孫。劉徹4歲時被冊立為膠東王,7歲時被冊立為太子,16歲登基,在位54年(前141—前87年),創(chuàng)建了西漢王朝最輝煌的功業(yè)。曾用年號: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、元鼎、元封、太初、天漢、太始、征和、后元。謚號“孝武”,后葬于茂陵?!吨u法》說“威強睿德曰武”,就是說威嚴、堅強、明智、仁德,叫“武”。他的雄才大略、文治武功使?jié)h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,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皇帝之一。

漢武帝創(chuàng)造了很多個“第一”:第一個用儒家學說統(tǒng)一思想的皇帝;第一個創(chuàng)立太學培養(yǎng)人才的皇帝;第一個大力拓展中國疆土的皇帝;第一個開通西域的皇帝;第一個用皇帝年號來紀元的皇帝;第一個用“罪己詔”形式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……

其實,最早使用“雄才大略”來評價漢武帝劉徹的,是東漢的歷史學家班固。班固著《漢書·武帝紀》的贊語說:“漢承百王之弊,高祖撥亂反正,文、景務在養(yǎng)民,至于稽古禮文之事,猶多闕焉。孝武初立,卓然罷黜百家,表章六經(jīng)。遂疇咨海內(nèi),舉其俊茂,與之立功。興太學,修郊祀,改正朔,定歷數(shù),協(xié)音律,作詩樂,建封禪,禮百神,紹周后。號令文章,煥然可述,后嗣得遵洪業(yè),而有三代之風。如武帝之雄材大略,不改文、景之恭儉以濟斯民,雖《詩》《書》所稱何有加焉!”

班固

班固用的是“雄才大略”一詞。在古代,“材”與“才”互通。

毛澤東在著名的詞作《沁園春·雪》中,“秦皇”與“漢武”并稱,把漢武帝作為大漢王朝的象征和代表。

文景二帝,為何“沒有什么可稱道的”

毛澤東說文景之治是“守舊”,原因在于漢文帝和漢景帝都崇尚黃老之術,在政治上“清靜無為”,很少開拓進取。因為“無為”,所以顯得“無能”,在雄才大略的毛澤東看來,是“沒有什么可稱道的”。

事實上,文、景二帝“崇尚黃老”,倡導“無為而治”,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,有其正面意義。

一統(tǒng)天下的秦王朝僅僅維持了十幾年的時間就因過于嚴刑酷法、“苛政猛于虎”而激發(fā)了大規(guī)模的農(nóng)民戰(zhàn)爭,終致“二世而亡”。西漢的新生政權接過秦亡的破舊山河后,面對的是極其嚴重的社會形勢:經(jīng)濟上,由于秦王朝的橫征暴斂和長期的戰(zhàn)爭,土地大面積荒蕪,人口大量死亡,舉國上下陷入極度貧困之中。政治上,劉氏政權尚不穩(wěn)固,社會動蕩的隱患依然存在,加之外部少數(shù)民族屢屢造成邊患,嚴重威脅著國家的安定。因而,應當以何種理論作為治國之道,一直是讓統(tǒng)治者煞費苦心的大事。此時,由先秦道家發(fā)展而來的黃老學說因其“清靜無為”的政治主張契了當時的社會政治、經(jīng)濟條件,而受到了西漢統(tǒng)治者的重視。黃老之術主張“與時遷徙,應物變化,立俗施事,無所不宜,指約而易操,事少而功多”,要求當政者應該克制自己的欲望,盡可能少地向百姓索取,只有這樣才能收到“無為而無不為”之效。

漢初的統(tǒng)治者在目睹秦朝“尚法而亡”的教訓,考慮到秦末以來的連年戰(zhàn)亂,最終接受了黃老之術并將其貫徹于治理國家的方略之中。具體而言,在政治體制上采取分封制,廣封同姓王;經(jīng)濟政策上則以“輕徭薄役”“與民休息”為主;思想上“崇尚黃老”,倡導“無為而治”;民族關系方面,則屈尊和親,主動與窺伺中原的匈奴結(jié)好。

應當說,西漢初統(tǒng)治者采用的這些手段對于彌補戰(zhàn)爭帶來的社會創(chuàng)傷、緩和階級矛盾、恢復國力發(fā)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經(jīng)過七十多年的休養(yǎng)生息,漢朝的經(jīng)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(fā)展,封建統(tǒng)治秩序得以相對穩(wěn)定,于是出現(xiàn)了歷史上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。正如《漢書·食貨志》記載:“國家亡事,非遇水旱,則民人給家足,都鄙廩庾盡滿,而府庫余財?!?/p>

然而,隨著歷史的發(fā)展,黃老之學的運用也逐漸產(chǎn)生了很多的負面效應。黃老的“無為而治”促進了社會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但是,過度的放任和對個體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刺激,又造成土地兼并嚴重,大量農(nóng)民破產(chǎn),貧富分化嚴重,出現(xiàn)了“富者連阡陌,貧者無立錐之地”的極不公平現(xiàn)象,嚴重危害了國家的經(jīng)濟基礎,以致于“網(wǎng)疏而民富,役財驕溢?;蛑良娌⒑傈h之徒,以武斷于鄉(xiāng)曲。宗室有土,公卿、大夫以下,爭于奢侈,室廬輿服僭于上,無限度”。此外,由于統(tǒng)治者一直秉持黃老不與民爭利的思想,致使私營大鹽鐵商紛爭國家利益,許多農(nóng)民也棄本逐末,拋棄土地而投向商業(yè),嚴重制約了農(nóng)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到漢武帝即位時,因政府管理疏松、控制乏力而導致的此類現(xiàn)象已經(jīng)發(fā)展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嚴重程度。

漢武帝即位之初,內(nèi)有竇太后專權、功臣勛貴恃驕,外有諸侯割據(jù)、邊患迭起,皇權極不穩(wěn)固。作為國家的最高統(tǒng)治者,漢武帝雄心勃勃,希望皇權獨攬,于是,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國方略。

漢武帝是如何“開拓劉邦的業(yè)績”的

毛澤東稱贊漢武帝劉徹“開拓劉邦的業(yè)績”,是指他在“文治”和“武功”上,對劉邦開創(chuàng)的大漢帝國,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開拓。概括起來,這主要表現(xiàn)在以下諸方面:

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

劉徹即位之前,西漢政權經(jīng)歷了平定異姓王、剪除呂氏勢力、消除七國之亂等曲折的歷程,一個總的特點是以外部沖突的形式加強君主集權,維護大一統(tǒng)。這就給年輕的漢武帝提出了許多問題:中央與地方的沖突用什么方式解決為最妥?如何把這種用武力維護的外在的大一統(tǒng)轉(zhuǎn)化為內(nèi)在的大一統(tǒng)?如何讓大一統(tǒng)的思想扎根于人們心中,確保皇權的絕對鞏固?

漢武帝為了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理論和方法,即位不久即詔令賢良對策。于是董仲舒、公孫弘等人涌現(xiàn)出來。

《春秋》公羊?qū)W大家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深深打動了漢武帝,特別是他在第三策中分析道:“《春秋》大一統(tǒng)者,天地之常經(jīng),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,人異論,百家殊方,指意不同,是以上亡以持一統(tǒng)。法制數(shù)變,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為,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,皆絕其道,勿使并進。邪辟之說滅息,然后統(tǒng)紀可一,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從矣。”這一思想正中武帝下懷,立即得到贊許,于是決定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。

儒學取代黃老之學,成了國家的指導思想。統(tǒng)治者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約束臣民的行為準則,甚至于以《春秋》決獄,把儒家經(jīng)典當法典來用。國立太學中只設五經(jīng)博士,其他諸子傳記博士均被罷除,并且不斷從太學中選拔優(yōu)秀博士弟子加入國家官僚集團。此時,崇尚儒學的公孫弘就是以平民而被提拔做官,最后位至丞相封侯,開先為相后封侯之先例。于是乎,天下學士競相仿效,尊儒一時成為風尚。

“獨尊儒術”的方略,以受天命的形式張揚著武帝大一統(tǒng)的意志,并以“天命不可違”的觀念樹立著武帝的形象,顯示了皇權不可動搖的權威性,公然宣稱了皇權的至高無上??梢哉f,這是進入封建社會后帝王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第一次全面性的勝利。

在思想上大肆尊儒的同時,漢武帝在治國的具體操作中卻偏愛實用而又見效迅速的法家思想,以法治國。武帝即位之初,外事四夷,內(nèi)事興作,尤其是對匈奴的戰(zhàn)爭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。《漢書·刑法志》曰:“及至孝武即位,外事四夷之功,內(nèi)盛耳目之好,征發(fā)煩數(shù),百姓貧耗,窮民犯法,酷吏擊斷,奸軌不勝。”在這種情況下,元光五年(前130年)七月,武帝任命張湯、趙禹定律令。這次條定的律令有兩個特點:一是法令文深、嚴酷;二是法令條文繁多、嚴密。《漢書·刑法志》記載武帝時法網(wǎng)漸密,“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;大辟四百零九條,千八百八十二事;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文書盈于幾閣,典者不能遍睹”。

武帝不僅強調(diào)以法治國,而且他帶頭秉公執(zhí)法,不徇私情。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,又是武帝女兒夷安公主的丈夫,犯法當死。隆慮公主臨死前,以金千斤、錢千萬為其贖罪。按漢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錢贖罪的,所以武帝批準了。隆慮公主死后,昭平君又犯法當死,因為是公主之子,廷尉不敢自作決斷,請示武帝決處其罪。武帝“為之垂涕嘆息,良久曰:‘法令者,先帝所造也,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,吾何面目入高廟乎!又下負萬民?!丝善渥?,哀不能自止,左右盡悲”。正因為武帝做到了不分親疏貴賤,執(zhí)法均平,以自身的行動做出表率,才使得西漢各級官吏在執(zhí)政中不敢貪贓枉法。

武帝用儒家學說統(tǒng)一人們的思想,用嚴刑峻法約束人們的行動,鎮(zhèn)壓諸侯王的叛亂和農(nóng)民起義,打擊地方豪強和不法商人,維護了安定的局面,保證了各項改革措施的順利推行。德治與法治彼此促進,相輔相成,在文化和政治領域雙雙加強著中央集權的統(tǒng)治。

治農(nóng)以德,治商重法

漢武帝對農(nóng)業(yè)是非常重視的,奉“民以食為天”為宗旨。為了使農(nóng)民能把時間和精力盡可能地用到農(nóng)業(yè)上,漢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穩(wěn)固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。這些措施包括通過遷徙東方大族、打擊豪強、沒收商人土地、開發(fā)荒地等方式擴大國有土地,以及“假民公田”、屯田等保證農(nóng)民擁有充足的土地。

漢武帝還推行大畝制,增加農(nóng)民的耕地使用面積。西漢初期,有的地區(qū)在畝制上使用周制,“六尺為步,步百為畝”,一百方步為一畝,折合等于今0.288市畝;有的地區(qū)用秦制,寬一步(六尺),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,折合等于今0.691市畝。漢武帝時推行大畝制?!尔}鐵論·未通篇》御史言:“古者制田百步為畝,民井田而耕,什而借一……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,衣食不足,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,率三十而稅一。”推行大畝制后,耕種面積增加了約1.4倍,有利于穩(wěn)定和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經(jīng)濟,所以鹽鐵會議上御史把武帝時推行大畝制后耕地面積增加,而賦稅還是三十稅一而未增加,作為當時“德政”加以申述,而賢良文學也未提出反駁,可見這在當時確系公認的事實。

漢武帝十分重視興修水利。西漢時期全國興修水利的高潮就是在武帝時期出現(xiàn)的。元封二年,武帝親臨黃河瓠子決口處,征發(fā)數(shù)萬卒并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背負柴草填堵決口。柴薪少,武帝就命令砍伐皇家淇園的竹子豎插于河中而后填柴和土石筑堤,最后將決口堵住。此后,用事之臣爭言水利。武帝時期,在興修水利方面,其數(shù)量之多、地域之廣、規(guī)模之大都是空前的。

此外,漢武帝還多次下詔尊高年,免賦役,賜天下鰥寡孤獨帛、米等。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撫了人民,使階級矛盾、社會矛盾得到了緩和。

與對農(nóng)民的“德政”相反,漢武帝對商人的政策卻是刻薄寡恩。漢初實行黃老無為而治,不與民爭利,鑄幣、煮鹽、冶鐵任由百姓自便,經(jīng)濟政策寬松,促進了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鹽鐵私營致使大鹽鐵商紛爭國家利益,嚴重影響了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展。利之所在人們趨之若鶩,致使許多農(nóng)民棄本逐末。漢武帝即位后,隨著邊境多事和災荒的發(fā)生,財政日漸困難,尤其是從元朔年間到元狩四年幾次出擊匈奴,再加上移徙災民,使國家財政空前困難,“而富商大賈……冶鑄煮鹽,財或累萬金,而不佐國家之急,黎民重困”。漢武帝感到鹽鐵私營不僅使國家減少了大量的財政收入,而且造成經(jīng)濟大權旁落,地方王侯瘋狂聚斂錢財,在很大程度上操縱了西漢政府的經(jīng)濟命脈,這是他決不能容忍的。

因此,漢武帝實行了一系列經(jīng)濟改革措施,對富商大賈進行嚴厲打擊。一是鹽鐵官營,國家在產(chǎn)鹽、鐵的地區(qū)設置鹽官、鐵官,雇用勞動力煮鹽、冶鐵,鹽官、鐵官直屬中央調(diào)配,把鹽、鐵經(jīng)營權收歸朝廷。二是實行均輸、平準,壟斷商品的運輸、買賣和價格。均輸是由大農(nóng)派出屬官去各地郡國對上繳朝廷的貨物沿途出賣,買回朝廷所需貨物。平準是在朝廷設平準官,統(tǒng)一管理由各地運往朝廷的貨物,根據(jù)市場行情賣出或買進,求得物價平穩(wěn)。這樣,朝廷就可以直接對物價與貨物統(tǒng)一調(diào)控,防止富商大賈牟取暴利。三是幣制改革,由國家統(tǒng)一鑄造五銖錢,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。四是算緡、告緡。

武帝于元狩四年(前119年)頒布算緡令。所謂算緡,就是向富商大賈及高利貸者征收財產(chǎn)稅,以及車、船稅。但由于有許多人隱匿財產(chǎn),偷稅漏稅,故于元鼎三年(前114年)十一月下令百姓告發(fā)偷漏緡錢者,稱之為“告緡”,此事由楊可主管。規(guī)定凡告發(fā)屬實,會將被沒收偷漏緡錢者的財產(chǎn)的一半賞給告緡者。據(jù)《漢書》載,于是“楊可告緡遍天下,中家以上大抵遇告”,政府“得民財以億計,奴婢以千萬數(shù),田大縣數(shù)百頃,小縣百余頃,宅亦如之”。告緡制度延續(xù)近十年,直到官營鹽鐵、均輸獲利,國家財政有明顯好轉(zhuǎn),才停止執(zhí)行。

這些經(jīng)濟改革一方面抑制了豪強兼并勢力的擴張,鞏固了封建政治統(tǒng)治,另一方面確實大幅度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,保證了武帝時期龐大的軍費之需,解決了財政危機。

漢武帝治農(nóng)和治商采取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措施,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他的大一統(tǒng)。農(nóng)民的安定生活有利于他的統(tǒng)治穩(wěn)固,他對農(nóng)民就廣施德政;商人專營鹽鐵,壟斷經(jīng)濟,嚴重威脅了他在經(jīng)濟領域的統(tǒng)治,他就要用各種手段來打擊商人。正因為有了穩(wěn)定的統(tǒng)治基礎,漢武帝才能實行嚴厲的經(jīng)濟改革。雖然告緡令搞得人人自危,一些經(jīng)濟改革措施到后期也出現(xiàn)了許多弊端,不利于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,但是終武帝一朝,社會總的來講還是比較穩(wěn)定的,甚至于在武帝晚年巫蠱之禍后,傳位幼子,仍然能保持政權平穩(wěn)過渡,并出現(xiàn)“昭宣中興”的良好局面。可見漢武帝以德治農(nóng)、以法治商的策略還是深諳儒、法之奧妙的。

唯才是舉,人才盛世

漢武帝劉徹是一個有理想、有抱負的君主,“夙興以求,夜寐以思”的事情就是“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(yè)休德”,即毛澤東所說的如何“開拓劉邦的業(yè)績”。漢武帝開拓大漢基業(yè)之政治理想的實現(xiàn)必然依靠各類人才。宏大的理想抱負使?jié)h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審時度勢、駕馭人才的能力,他不遺余力地進行人才改革,不受祖宗之法的制約,拋開世俗的偏見,任人唯賢,締造了蔚為壯觀的人才盛世。

漢武帝深即位之初即下求賢詔令,他還把原來的察舉制度固定化,規(guī)定郡國要常年向中央推薦人才,并針對消極敷衍者制定出“不舉孝、不奉詔,當以不敬論;不察廉,不勝任也,當免”的懲處辦法,把察舉賢人與官吏政績掛鉤進行考核,足見其求賢之心的殷切和堅決。征辟制度、任子制度、郎官制度與太學選才制度、察舉制度共同構成了漢武帝時期選拔人才的廣闊途徑,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漢武帝用人的一大特色。

武帝提倡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,但在用人上不搞學派歧視,用人并不僅限于儒生。如酷吏張湯、趙禹屬法家,嚴安屬陰陽家,汲黯、鄭當時均以“好黃老言”而著稱,主父偃“學長短縱橫術”。這樣用人,使?jié)h武帝能隨時兼聽各方面聲音,從而制定正確的治國之策。

漢武帝用人不受年齡的限制。武帝本身16歲登基的經(jīng)歷,使他對生機勃勃、勇于進取的年輕人才比較偏愛。桑弘羊13歲就為侍中;霍去病18歲為侍中,出擊匈奴,大獲全勝;終軍18歲即為謁者給事中,主動請纓受命,在呂嘉叛亂中被殺,年僅20歲,被稱為“終童”。武帝也給大器晚成者公平進仕的機會,公孫弘年近七旬被委以丞相之職,主父偃“晚而學易、春秋,百家之言”,因有不凡才識,終受大用。可見,在漢武帝眼里,人才的年齡大小不是進用的障礙。

漢武帝鑒往知來,看到前代世襲制度的弊端,選拔人才時能做到不問出身貴賤,不看家世,大膽起用。元封五年,漢武帝下《求茂才異等詔》:“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,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駕之馬,跅弛之士,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,察吏民有茂才異等,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?!蔽涞壅J為出身卑微之人、為世俗所鄙之士中,不乏有才之士,是可以被任為將相高官的,因而有一大批出身低賤的人得到重用。如“卜式拔于芻牧,弘羊擢于賈豎,衛(wèi)青奮于奴仆,日磾出于降虜”。還有樵夫出身的朱買臣因功拜為主爵都尉,家境貧寒的主父偃被拜為郎中并多次被提拔,公孫弘由布衣寒儒官至丞相之職,等等。

漢武帝用人不受封建禮教的限制,能真正做到唯才是舉。漢景帝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,在禮教森嚴的封建社會,這一舉動是為人們所不齒的。但是漢武帝看重司馬相如的文學才華,召至長安,任之為郎。

漢武帝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氣概,使八方英才如眾星捧月般齊聚朝堂,出現(xiàn)了歷史上不多見的人才盛世。班固在《漢書》中評價說:“漢之得人,于茲為盛。儒雅則公孫弘、董仲舒、兒寬,篤行則石建、石慶,質(zhì)直則汲黯、卜式,推賢則韓安國、鄭當時,定令則趙禹、張湯,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,滑稽則東方朔、枚皋,應對則嚴助、朱買臣,歷數(shù)則唐都、洛下閎,協(xié)律則李延年,運籌則桑弘羊,奉使則張騫、蘇武,將率則衛(wèi)青、霍去病,受遺則霍光、金日磾。其余不可勝紀。是以興造功業(yè),制度遺文,后世莫及。”這些杰出人才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的建立,貢獻了各自的才智和力量。

寬猛相濟,整肅吏治

作為一位尊儒重法的皇帝,武帝對官吏要求很嚴,用法刻深。在中央和地方設立御史、丞相司直、司隸校尉和刺史等監(jiān)察系統(tǒng),加強對各級官吏的監(jiān)督控制,要求他們?nèi)硇牡赝度肫涫聵I(yè)。尤其是對貪贓枉法的官員大都嚴懲不貸,即使對位極人臣的丞相也是鐵面無私。如在公孫弘之后出任丞相的李蔡、莊青翟、趙周、石慶、公孫賀等人,“唯慶以惇謹,復終相位,其余盡伏誅”。為打破官僚集團官官相護的保護網(wǎng),漢武帝命人專門制定了見知故縱、監(jiān)臨部主之法,即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,而所監(jiān)臨部主有罪并連坐。

對于武帝的“性嚴急”,用法刻深,殺戮多的一面,汲黯曾與他進行辯論,史載:“上招延士大夫,常如不足,然性嚴峻,群臣雖素所愛信者,或小有犯法,或欺罔,輒按誅之,無所寬假。汲黯諫曰:‘陛下求賢甚勞,未盡其用,輒已殺之。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,臣恐天下賢才將盡,陛下誰與共為治乎?’黯言之甚怒,上笑而喻之曰:‘何世無才,患人不能識之耳。茍能識之,何患無人!夫所謂才者,猶有用之器也,有才而不肯盡用,與無才同,不殺何施!'”這種高標準、嚴要求,雖有殺人過多的弊病,但保證了政令、軍令暢通,雷厲風行,言必行,行必果,督促各級官員、軍事將領振奮精神,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任務。

嚴要求的同時,漢武帝對官吏也有寬容的一面。在武帝時期為建武功,一批杰出的武將登上了歷史舞臺。為鼓勵將士殺敵立功,武帝對武將多重賞輕罰,允許敗軍之將有立功贖罪的機會。元狩三年(前120年)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,因博望侯張騫失期,后致使李廣軍幾乎全軍覆沒。“漢法,博望侯后期,當死”,但是武帝許其贖為庶人。一次,李廣“出雁門擊匈奴”,幾乎全軍覆沒,而且自己也被匈奴生擒,后佯死,奪其馬奔歸,按漢律本當斬首,但武帝愛才,亦許其贖為庶人,并且在以后任用時,不拘文法。

漢武帝始終把整肅吏治作為他建設西漢大帝國戰(zhàn)略的重要組成部分,同時注重德法并用,寬猛相濟。

降服匈奴,開拓疆土

西漢初期,周邊的少數(shù)民族中以北方匈奴對西漢的威脅最大。匈奴人善騎射,行動迅速,破壞性極大。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曾做了這樣的描述:“當漢高祖削平天下,統(tǒng)一中原,得意揚揚,擊筑高歌時,四周諸種族已經(jīng)把中原文化區(qū)域包圍得水泄不通了。以后歷惠帝、呂后下迄文、景三世,這種由四面八方而來的蠻族包圍一天天地縮小。在這些蠻族中,最成為中原種族之威脅的是北方的匈奴。”

漢武帝之前的西漢統(tǒng)治者大都采取的是和親的方式,安撫匈奴。但是,匈奴在和親政策下依舊對漢邊疆地區(qū)不斷進行騷擾,邊疆人民深受其害。漢武帝為了他的大一統(tǒng)局面不受外族侵擾,對匈奴進行了三次大規(guī)模的征伐:元光元年(前129年)派衛(wèi)青出兵反擊匈奴,數(shù)年間,漢于北邊的上谷、代郡、雁門、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等郡接連出擊,收復了河南地區(qū),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;元狩二年(前121年)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,入匈奴境內(nèi)千余里,大獲全勝,得休屠王祭天金人;元狩四年(前119年)派大將軍衛(wèi)青、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10萬大軍,分別從定襄、代郡深入匈奴境內(nèi),大敗匈奴,基本消滅了匈奴的軍事主力。

衛(wèi)青和霍去病

與戰(zhàn)場上的窮追猛打相反,武帝對匈奴降眾卻恩德有加,甚至提拔重用歸降的少數(shù)民族人才。如元狩二年(前121年)匈奴有數(shù)萬人歸降,武帝把他們安置在西北沿邊五郡,稱“五屬國”, “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,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漢,故言屬國也”。屬國地區(qū)各依其俗,由原來的民族首領繼續(xù)管理本民族事務,漢設屬國都尉保衛(wèi)屬國安全,協(xié)調(diào)其與周圍居民的關系。這種處理方式尊重少數(shù)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,深得匈奴和其他少數(shù)民族的擁護。

在降服匈奴的同時,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,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聯(lián)系,使“絲綢之路”交通中西,造福后世。他還派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,使那里的不毛之地得到開發(fā)。

漢武帝對復雜的民族問題采取了靈活的政策和措施,把政治上的統(tǒng)一放在首位,對于其他如文化、習俗、社會組織、經(jīng)濟形態(tài)則采取“因其故俗”的辦法進行管理和處置,使各民族樂于接受漢王朝的統(tǒng)治。漢武帝的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。

由于漢武帝的積極開拓,漢王朝疆域空前擴大,史載武帝時“南滅百粵,起七郡;北攘匈奴,降昆邪十萬之眾,置五屬國,起朔方,以奪其肥饒之地;東伐朝鮮,起玄菟、樂浪,以斷匈奴之左臂;西伐大宛,并三十六國,結(jié)烏孫,起敦煌、酒泉、張掖,以鬲婼羌,裂匈奴之右肩。單于孤特,遠遁于漠北。四垂無事,斥地遠境,起十余郡……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”。東漢班固贊譽漢武帝說“征伐胡越,于是為盛”。

明代李贄在《藏書》中明確指出:“當是時,擴地幾二萬余里,視漢高所遺,不啻倍之。雖民財傷,四海凋敝,然迄于元帝、成帝,邊城不閉。迨夫易姓改元,百姓猶安堵如故,然后知為受孝武之賜?!亻L補短,有為之功業(yè)大矣哉?!钡拇_,如果沒有漢武戡平邊患,就不一定會有以后的昭、宣中興和元、成時的四海晏然。清人夏燮所說,武帝“窮追匈奴,雖曰勞民傷財,邊患亦因之稍息”?,F(xiàn)代儒學宗師柳詒征先生盛贊漢武帝是“有功于吾國最大者”。這些話確非過譽之詞。因為武帝北逐匈奴,南置南越,除了軍事意義之外,還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文明開發(fā)意義,使當時先進的中華文化澤被四邊,加強了民族間的聯(lián)系,促進了民族大融合。

漢武帝的“奢侈、黷武、方士之弊”

毛澤東說,漢武帝“晚年自知奢侈、黷武、方士之弊”,高度概括了漢武帝在位期間的幾大弊端。這也是漢武帝受后人指責、非議的主要之點。

西漢王朝經(jīng)過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的休養(yǎng)生息,國力已經(jīng)完全恢復,經(jīng)濟基礎也相當雄厚。所以劉徹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優(yōu)裕富足、錦衣玉食的環(huán)境之中,“節(jié)儉”二字對他來講是十分陌生的,更談不上去身體力行。即位之初,漢武帝的奢侈便令人十分吃驚。無論是物質(zhì)享受還是聲色犬馬之樂等,都是前代帝王所無法比擬的。他揮霍無度,賞賜動輒數(shù)百萬;游弋無限,擴京畿方圓數(shù)百里作為專供他游樂的上林苑;大興土木,在關中各地建造離宮別館,一年中幾乎有一大半時間流連忘返于其中;他喜好女色,后宮粉黛成百上千。

元封元年,漢武帝率18萬騎北巡,遣使諭告匈奴單于臣服,結(jié)果單于完全不買賬,還殺了傳話的人。接著,他南下禮祭中岳太室,封禪泰山,并且規(guī)定以后五年一巡狩,祭祀泰山,命令諸侯都要在泰山腳下建立府第。隨后,他經(jīng)蓬萊,北臨碣石,巡至遼西,從北邊回到都城附近的甘泉宮,行程18000余里。漢武帝的這次“公費旅游”和炫耀政績的祭祀、封禪行為,不知靡費了多少國庫資財,令多少兵民承受無益的勞役!

可以說,人間的一切榮華富貴漢武帝都充分享受了。但這并不能使他滿足,他開始幻想能長生不老。一旦有了這個想法,漢武帝不顧自己的萬乘之尊,對虛無縹緲的鬼神萬般相信,把那些胡言亂語的方士奉為上賓,虔誠希望他們能給自己指引一條長生不老之途。

漢武帝從23歲碰到李少君時開始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圍之中而不能自拔。他先后任用李少君、齊少翁、欒大等人,利用各種手段尋求長生之術。元鼎二年,漢武帝聽信方士之言,在長安修柏梁臺,建承露盤,高二十丈,大七圍,以銅鑄成,上面有仙人掌,用來承接朝露。因為方士們認為朝露和玉屑飲用,可以使人長生。

漢武帝還動用方士達幾千人,在京城為神仙修筑高臺樓闕,鑿池造山。晚年他又親臨東海尋訪神仙,結(jié)果神仙未曾訪到,還差點使自己葬身魚腹,最后只好失望和疲勞不堪地回到長安。睿智的漢武帝一生竟然被神仙方士所愚弄,直到晚年才有所悔悟。

漢武帝的窮兵黷武,也頗受后世非議。北擊匈奴,從根本上解除西漢立國六十余年來所遭受到的軍事威脅,盡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,但也是漢武帝無可辯駁的歷史功績。問題在于,此后漢武帝熱衷于以武力來達成個人的欲望。漢朝出使西域的使者說,大宛國有汗血良馬,將其藏匿在貳師城,不想進貢給漢廷。漢武帝很想得到,在派使者持重金購求而不得后,就下令派兵討伐大宛。

更為荒唐的是,此時他正寵信李姬,想給李氏封侯,但根據(jù)漢初高祖立下的“無功不得封侯”的規(guī)矩,漢武帝就想做個順水人情,任命李姬的哥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,期望他能像衛(wèi)青、霍去病一樣立下不世大功,順理成章地封侯。李廣利率兵數(shù)萬討伐大宛,久攻不下,就想罷兵。漢武帝派使者在玉門關截住退兵說:“軍有敢入者,輒斬之!”接著又派兵增援。后來,盡管攻破了大宛,得到了汗血馬,但漢軍損失慘重。李廣利如愿地被封為海西侯。征和三年,漢武帝又派遣李廣利率七萬大軍出五原進擊匈奴。李廣利出師前,與丞相合謀立昌邑王為太子,后來事情敗露,妻子被收監(jiān),在戰(zhàn)事不利的情況下,李廣利帶兵投降了匈奴。至此,漢武帝因汗血馬發(fā)起的一系列戰(zhàn)役,漢軍前后損失近十萬,竟然遭到了慘重的軍事失敗。

對武帝窮兵黷武的弊端,歷來持批評態(tài)度的也大有人在。漢代的貢禹、夏侯勝、賈捐之、揚雄、蔡邕等人對此多有批評。夏侯勝在宣帝提議為武帝立廟時說:“(武帝)雖有攘四夷、廣土斥境之功,然多殺士卒,竭民財力,奢泰無度,天下虛耗,百姓流離,物故者半?!瓱o德澤于民,不宜為立廟矣?!睗h代以后,對漢武帝批評的言論仍不絕于耳。

唐代狄仁杰曾說:“漢武追高、文之宿限,藉四帝之儲實,于是定朝鮮,討西域,平南越,擊匈奴,府庫空虛,盜賊蜂起。百姓嫁妻賣子,流離于道路者萬計。”宋代王安石《漢武》詩中云:“壯士悲歌出塞頻,中原蕭瑟半無人?!泵鞒醯姆叫⑷嬖凇哆d志齋集》中指斥漢武帝:“兵革薦興,財用匱竭,而均輸、鹽鐵之征橫出,天下疲敝。”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也在其著作中認為:“漢武窮兵極遠,逞一時之私心,以啟后世無窮之禍?!?/p>

除了“奢侈、黷武、方士之弊”外,漢武帝晚年猜忌成性,導致骨肉相殘,元氣大傷。漢武帝晚年即使對于自己親自冊命的太子也不會放手和放心?;书L子劉據(jù)做太子近三十年,起初漢武帝非常喜歡他,但他性情仁恕溫謹,漢武帝嫌他的才能小,與自己超常絕倫、聰察強悍的個性不相類,心中漸漸疏遠。太始三年,漢武帝63歲時,他寵愛的鉤弋夫人生子弗陵,漢武帝更增加了移情別愛之心。

他身邊寵信的奸佞之臣江充乘機挑撥漢武帝與太子的關系,借助所謂“巫蠱事件”凌逼太子。太子劉據(jù)為求自保,不得已發(fā)太子府中兵殺死了威逼自己的江充,結(jié)果被誣謀反。漢武帝遣兵圍捕,太子兵敗后自殺。此次騷亂,死者數(shù)萬人。壺關三老令狐茂、高寢郎田千秋等人緊急向漢武帝進言,慨然為太子辯冤。漢武帝才認識到太子是受人誣諂,無處申訴,難以自明,才激起變亂,非常痛悔自己對太子的行為,但為時已晚,于是誅滅了參與構陷太子的臣屬,并建“思子宮”,聊以自慰。

漢武帝極盡折騰之后才發(fā)現(xiàn),不僅追求長生不老是個笑柄,生命即將凋零,而且朝中無人,樽前無親,民窮財盡,國事茫茫,這令他幡然悔悟,下了難得的“罪己詔”。

晚年為何“下了罪己詔”

盡管漢武帝在位期間做了不少荒唐的事情,但晚年的悔過又給他留下了重重的值得稱頌的一筆。歷代史學家都認為,漢武帝使天下疲憊卻終于未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晚年的幡然悔悟。這里,《輪臺詔》的頒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漢代輪臺國在今新疆輪臺縣東南,亦稱“侖頭國”,幅員遼闊,土地肥沃,水草豐美,氣候溫和,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。漢武帝晚年,朝臣看到他不再相信神仙,而對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給予極大關注時,就紛紛倡言農(nóng)事。其中搜粟都尉桑弘羊曾和丞相、御史大夫一起上書漢武帝,建議招募百姓,開墾輪臺周圍的土地。這個建議如果變成現(xiàn)實,那么輪臺周圍方圓五百里的土地都可得到開墾,漢朝就可以此為戰(zhàn)守之備且揚威西域。

要是在以前,漢武帝肯定會欣然聽從。但此時他深深后悔以前的行為,不愿再給百姓增加負擔。他覺得開墾土地固然很好,但輪臺離長安8000多里,要調(diào)發(fā)士卒、動員遷徙百姓到那里開荒,少不得又要出現(xiàn)家庭離散、征人不還的悲劇,和過去的調(diào)兵打仗沒有什么區(qū)別。于是漢武帝沒有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議,仍實行休養(yǎng)生息的政策。為了表明自己的態(tài)度和決心,他鄭重其事地下了一道長長的詔書,對自己已往的征戰(zhàn)不休進行了深刻的反思,表示了沉痛的悔悟之情。他還對過去征伐匈奴過程中的種種迷信行為進行了批判,徹底否定方士、巫蠱之言,進行自我解剖。他明確宣布,以后再也不要聽到輪臺屯田擾害百姓之類的建議了,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禁止嚴刑暴政,取消苛捐雜費,努力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,給百姓以休養(yǎng)生息之機。這道詔書就是有名的《輪臺詔》,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“罪己詔”。

《輪臺詔》對西漢王朝的鞏固和發(fā)展有著不同凡響的劃時代意義,也是漢武帝晚年統(tǒng)治思想發(fā)生重大改變的一大標志。作為一個封建帝王,長期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能主動認識檢查自己的錯誤,徹底痛改前非,返回統(tǒng)治國家的正確軌道上來,這對漢武帝來說,的確是難能可貴的。

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曾把秦始皇和漢武帝做過一番比較,認為二人在嚴刑酷政、窮兵黷武方面的所作所為是一致的,在有些方面漢武帝甚至超過了秦始皇。而秦亡漢不亡的一個重要原因,就是漢武帝晚年能深刻反省并徹底改弦易轍,所以才能“有亡秦之失,而無亡秦之禍”。王夫之在《讀通鑒論》中說漢武帝淫祠無度而終不亡,全賴他晚年的悔悟。李贄在《史綱評要·漢紀》中稱贊漢武帝:“唯此一詔(《輪臺詔》)可謝高帝、文帝。天下大壞而得以無恙。佛門之懺,圣門之政,過天地之風雷,可不勇哉!”朱熹認為,漢武帝晚年的悔悟是出于他英明的本性,是天資很高的一種表現(xiàn)。這固然是一種因素,但悔悟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幾十年的政治實踐。因為,在漢武帝的周圍始終圍繞著一批忠心耿耿的臣僚,所以他對全國的情況是了解的。他曾在宰相石慶的奏折上批示指出:百姓勞苦的原因是“唯吏多私,征求無已”,所以導致“官曠民愁,盜賊公行”。而盜賊風行又是促使?jié)h武帝悔悟的動力。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家呂祖謙曾指出:“漢武帝窮侈、淫刑、黷武,比秦、隋無幾。然秦、隋亡而漢不亡者,必須深思:二世、煬帝只以下情不通,故亡;漢武下情卻通。只《輪臺詔》,可見外面利害,武帝具知之?!?/p>

總之,《輪臺詔》是漢武帝晚年悔悟的具體表現(xiàn),是漢武帝英明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而且,詔書之后他又立即行動,封田千秋為富民侯,趙過為搜粟都尉,誠心誠意地執(zhí)行富民政策,使得疲憊不堪的農(nóng)民得以休養(yǎng)生息,國內(nèi)經(jīng)濟有所好轉(zhuǎn),為以后的“昭宣中興”奠定了基礎。清代袁枚曾賦詩贊譽說:“親承文景升平業(yè),開辟唐虞未有天。到底英雄能挽悔,輪臺一詔是神仙。”

漢武帝劉徹作為一個封建帝王,在他五十多年的統(tǒng)治生涯中有功也有過,兩者相較,功大于過,不失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。因此,毛澤東稱贊他是“雄才大略”,其當政期間,“不失為鼎盛之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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