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歷史上，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備受爭議的重要人物。他們分別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，在政治上對立抗衡。一方面，王安石是北宋政治改革的倡導者，提出了一系列變革措施，以求改善朝政和強化中央集權(quán)；而另一方面，司馬光則是保守派的代表，反對王安石的改革措施，堅持維護傳統(tǒng)的制度和價值。兩人之間的關系，既是戰(zhàn)友也是對手，他們的斗爭和合作，使得北宋政治生態(tài)更加多元和豐富。

宋朝這個時期可謂積貧積弱，內(nèi)憂外患。

一方面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，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“兩稅”之外，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，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，加之連年戰(zhàn)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，百姓苦難，各地怨聲不斷。農(nóng)民由于沒有生路，紛紛揭竿而起。

另一方面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(quán)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。北宋建國以后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(fā)生戰(zhàn)爭，但由于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，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，但每每以失敗告終。

這時期政治家也嘗試進行過改革。如范仲淹在1043年(慶歷三年)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項建議，主張要實行新政，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等方面進行改革。但是由于變法內(nèi)容太廣，沒有落到實處，加之宋夏戰(zhàn)爭和政治斗爭而被迫退出權(quán)利中心，因此“慶歷新政”宣告失敗。

神宗即位后，破格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（相當于副宰相），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國范圍內(nèi)開展變法。新法通過“理財”和“整軍”兩個方面進行，先后頒布了青苗法、均輸法、農(nóng)田水利法等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，推行保甲法等增強國家軍事實力。王安石變法中有秦商鞅和漢桑弘羊的影子，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歷練，分別在內(nèi)政和財政上有實踐和思考。

為了推行新法，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呂惠卿、李定、鄧綰等人，不幸的是在識人用人方面出了問題，以呂惠卿等為首的政客為了爭奪政治權(quán)利，使變法由利民轉(zhuǎn)變成擾民。如青苗法初衷是農(nóng)戶自愿，地方政府官推行中，強制貸款和糧，還要征收三分息，貧農(nóng)苦不堪言；富農(nóng)則不貸款只交稅，扶民的條款演變成為財產(chǎn)稅，地方政府也正好斂財。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，特別是觸犯了大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，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對。

司馬光也不是完全反對新法，只是政治理念相對“保守”。在司馬光看來，國家猶如一座大廈，萬不得已修葺即可，大動干戈會動搖國本。因此韓琦、司馬光、富弼、歐陽修等為首的這些人極力反對變法。

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師亦友的王安石，直至鄭俠獻《流民圖》，所畫老幼相攜、饑民遍地的場景令神宗大為震驚，《宋史·王安石傳》：“監(jiān)安上門鄭俠上疏，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，為圖以獻，曰：‘旱由安石所致，去安石，天必雨’。”神宗立場開始動搖，之后連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對變法，神宗又極為孝順，于是陷入兩難。王安石見狀只好上書請求外調(diào)，暫時離開權(quán)利中心，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。

司馬光在反對變法的初期，看彈劾無效，只好退居洛陽。主持編纂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《資治通鑒》。直到六十七歲那年，司馬光重掌相印，以雷霆之勢逐條廢除新法，遺憾的是司馬光并未提出修改變法的有效方案，由于擔心小人弄權(quán)后果不堪設想，于是全部廢除新法。元祐元年，因變法失敗積郁成疾的王安石，背部毒瘡發(fā)作，離開人世。同一年司馬光也相繼離世。

司馬光起初對于變法的態(tài)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后來發(fā)現(xiàn)問題嚴重可能事與愿違時才站到反對派那一方。作為大臣，他上書激烈彈劾王安石；作為故友，他又三次投書，勸諭王安石不可“用心太過，自信太厚”，“以盡益友之忠”，提醒王安石莫為“諂諛之士”所出賣。

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后，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,面對此情此景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，說道：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,為什么要這樣做?以直言敢諫、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后,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志銘里,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。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,想中傷司馬光。不料,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氣,還將鐫本掛在墻上,逢人就說:“君實之文,西漢之文也?！?/p>

關于變法之爭,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,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。司馬光說:“光與介甫,趣向雖殊,大歸則同”,王安石也說:“議事每不合,所操之術多異故也”。

兩人都為官清廉，而且兩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檢點。當時，士大夫們因為生活都很優(yōu)裕，納妾和蓄妓之風頗盛。而司馬光和王安石，則是極為罕見的既不納妾也不蓄妓。

王安石和司馬光一生的榮辱遭遇諸多變化，但他們生前的磊落襟懷和凜然風范卻大節(jié)略同。兩人的關系正應了那句話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